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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1章（第1页）

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中的《五经》部分同颜师古的《五经定本》，在《五经正义》成书时就汇编在一起了，成为朝廷钦定的《五经》读本，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用书。若要参加科举考试，人们都要研习《五经正义》。由于《五经正义》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试题库，并且成为广大士子生徒的必读书，因而儒经对社会各界的影响也大大提高。又由于《五经》有了音训、文字、义疏统一的标准定本，身份也变成了朝廷的钦定权威，因而在儒、道、佛三家中处于正宗地位，道、佛可以互相非议，儒可以非议道、佛，但道、佛却无权对儒经进行非议。儒家思想无可争辩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，而道、佛二家只能依附于儒家，处于从属地位。

在皇权干预下，宗派间的异说被消除，儒学实现了东汉以来未曾有过的统一，而科举制度又将儒学发展推上顶峰。但是，官方对儒学的统一，在某种程度上又束缚了儒经；钦定的&ldo;思想&rdo;，本能地排斥批评与争鸣，《五经正义》使儒学一方面走上高峰，一方面也出现僵化。所以，日后一些有胆识的学者要开新的风气，要打破《正义》成说，以自己的意思解说经。

最后需要提及的是，《五经正义》受佛、道、玄思想的影响，出现了一些对心性义理的探讨，尽管是粗略的，但却标志着汉学开始向宋学过渡。

10严于律法

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正月，房玄龄等受诏定律令，成《贞观律》。

唐太宗即位后，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，就确立了以教化为主、刑罚为辅的&ldo;仁政&rdo;，把隋末严刑酷法、恣意杀戮的暴政全部废除，而体现在立法原则上就是宽法慎刑。唐初为了把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彻底改变，制定了《武德律》，大致上以开皇年间律法为蓝本，而删其苛细。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太宗又命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，本着&ldo;意在宽平&rdo;的精神，重新加以删除制定。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书成，定律五百条，共计十二卷，一曰名例，二曰卫禁，三曰职制，四曰户婚，五曰厩库，六曰擅兴，七曰贼盗，八曰斗讼，九曰诈伪，十曰杂律，十一曰捕亡，十二曰断狱。《贞观律》的刑罚比《隋律》有所减轻，如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条，删去流放之刑，添加的徒刑有七十一条，其他改减轻从简的也很多，体现了唐太宗&ldo;用法重要在于宽简&rdo;的法律思想，从而把唐朝法律的基本面貌奠定下来。此外，《贞观律》又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，七百条格和式。令是国家的政令和制度，格是文武百官职权的范围，式是各政务和事务部门的工作章程。律、令、格、式的各项具体规定，是一条量刑的准则，凡是违犯律、令、格、式的，一律按此处置。

（1）删其苛细

不久，唐太宗又想将肉刑革除。他对大臣们说：&ldo;前代很久不施用肉刑，今天增加断人右趾的律文是十分不妥当的。&rdo;谏议大夫王认为：&ldo;古代以肉刑为轻罪，今陛下对被判死罪的人施以怜悯，才将本当死刑改为断趾。这些人能死里脱生，虽失一足也感陛下恩德。况且，让别人看见，也能引以为戒。&rdo;太宗还是觉得不大合适，又和萧、陈叔达讨论此事。这两个人的观点与王相同。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奏，把四十余件不便治国的事指出来。太宗令之与房玄龄进一步删改律令。他们上奏认为，古代刖刑是五刑之一。后废肉刑，五刑改为死、流、徒、杖、笞。今再设刖足，便成了六刑。设去绞刑的律文是为了宽弘，而增此刑又加繁峻，不符合立法宽减的精神。太宗又让其与八座共同商定奏闻，终于决定废除断趾，改换成流放三千里，令加劳役两年。

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唐太宗见《明堂孔穴图》中五脏都附于背，叹道：&ldo;笞刑是五刑之中最轻的，但有许多人却因为受这种刑罚而死亡。古代帝王不明白其中道理，是非常可悲的！&rdo;于是下诏不许鞭犯人后背。此外，为了防止在刑具上作手脚以轻重徇情，还明文规定了扭、枷、钳、锁的长短粗细尺寸。

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是慎刑宽法，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和简明划一性。三月初八，太宗考察囚犯的罪过记录。有个叫刘恭的犯人，脖颈上刻有&ldo;胜&rdo;字，自称&ldo;一定能够在天下取胜&rdo;，因此入狱。太宗说：&ldo;如果上天要助他兴起，朕是除不掉他的，假如没有天命照应，刻有&lso;胜&rso;字又有什么用！&rdo;于是把刘恭释放了。贞观十年（公元636年），太宗对大臣们说：&ldo;国家法令必须简明，不能几种律文定出一条罪。格式太多，官员不能尽记，奸小之人就会钻空子：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，想报私仇就判以重罪。因此，一定要谨慎地定出每条律文，不要出现这种弊病。&rdo;次年，他又对大臣们说：&ldo;若法令不稳定，则人心多惑，无所适从，从中就会产生奸邪。&rdo;太宗还肯定了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的法律。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对量刑的准确性，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是十分有利的。唐太宗确立的立法原则不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，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，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。太宗深知，如果立法者本身知法犯法，破坏法律制度，违法做事，法律定得再好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。他曾说：&ldo;君主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而对自己不加约束，就好像恶火燃烧，添柴止火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&rdo;他还明确地表示：&ldo;法者，并不是朕一人的法，而是天下的法律制度。&rdo;因此，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，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，维护法律的权威性，一般不以自己的&ldo;言&rdo;来妨碍&ldo;法&rdo;的实施。唐太宗在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是有很多生动事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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